有一個關于鐘的共識是,附著在鐘之上的文化內涵遠遠高于手表,許多特殊的工藝屬于固定的時代,相比較而言,鐘的工藝往往更完整,除了現今手表均能夠搭載的功能外,更有不少鐘本身獨特的工藝。北京故宮博物館里有一只人形木偶鐘,當年經過紫禁城中工匠改造之后,人形木偶不僅能夠寫出拉丁文,更能用毛筆寫出漢字。魏廣文開玩笑說,“人偶的一筆下去的字要是能值1500萬,我寫出來的字一分錢也沒有人愿意買。”
鐘自誕生之日起,鐘匠的手藝直接決定了其價格。這也讓鐘在今天看來更像投資品,挑選鐘最主要的是看出自何人之手,接下來重要的是產地和材質。格林威治天文臺的前三任臺長,全部是手藝精妙的工匠,由他們制作出的鐘的零件,在今天都被視作文物,更遑論整只鐘。
不同國家的鐘匠也賦予了鐘不同的氣質,不過公平地說,做鐘可跟瑞士關系不大。日內瓦鐘表業發展得益于1541年的宗教改革運動,當時的日內瓦成了“基督新教的馬羅馬”,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境內的新教徒紛紛前來避難,這才讓日內瓦匯聚了當時世界頂尖的手工藝者,手表工業蓬勃發展。早期做鐘的國家,集中在英、法、德三國,而這三個國家造出來的鐘,又各有各的特點。
英國的鐘匠大多數都是科學家,上懂天文、下知地理,有的還懂點哲學,與此同時,英國大航海時代開拓出的世界市場讓英國人變得越來越忙碌,這也讓他們對精確的時間要求越來越高,因此,兩者相加,英國鐘都以“最精準”而聞名;法國人在鐘的領域和在其他領域風格一樣,追求華麗、花俏的外觀,英國工人常常一人包辦從設計外觀到組裝的全部步驟,而法國卻常常由3-4個人分別完成不同部分工作,有人負責機心,更多的法國鐘匠是畫家和雕塑家,去年日內瓦表展期間,卡地亞舉行了一場古董展,每只鐘充滿了藝術家的靈氣;另一個做鐘大國是德國,其制作水平遠不如前兩者,當時的德國處在被英、法欺壓的窘況之下,農民們冬天在家閑來無事,才制作出了簡陋的鐘。
由于經濟發展的原因,人們獲取時間的方式也越來越多,鐘匠理所當然地也越來越少,絕大多數的當代工匠是因為家族傳統。時至今日,大規模制鐘產業在法國已經基本消失,剩下的兩個國家,英國依舊統治著高端鐘的市場,沿襲歷史,德國在大眾化生產的鐘中占有絕對優勢。
Stephane Henry Belmont同時承認,和鐘相比,手表的市場要大得多,利潤也高得多。制作一只鐘,需要耗費的工時,以及保養、維修的費用,都要遠遠高于手表。更重要的是,如今大多數人需要隨時隨地獲取時間,只有手表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。